• 2022/06/23

    来源: 《决策与信息》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由非均衡转向均衡发展,确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三大顶层设计,旨在构建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大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再一次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回顾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可以分为早期构想、中期探索和全面推动三个阶段。

一、早期构想阶段:1980—1992

长江经济带的思想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是由学术界推动的。陆大道提出了T字型发展战略,即沿海为一个战略轴线,沿江为另一个主轴线形成的T型空间布局。直到今天,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构想仍被认为是长江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1984年,在参与长江沿线经济和航道重点考察时,孙尚清提出“建设长江产业密集带”的构想。而后,马洪提出了“一线(沿海)一轴(长江)”区域发展战略构想,这一阶段的这些构想还仅仅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政策层面上,20世纪80年代初,即“七五”计划时期,长江经济带被确定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轴线,并从宏观上提出“一线一轴”战略构想,即沿海一线、长江一轴,总体呈T型结构分布。

二、中期探索阶段:1992年—2012

20世纪90年代,长江经济带第一次被纳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并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发展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构想。随后,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三峡工程建设都给长江经济带发展带来了巨大契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要“以浦东开放开发、三峡建设为契机,依托沿江大中城市,逐步形成一条贯穿东西、连接南北的综合经济带”。2005年,长江沿线七省二市在交通部牵头下签订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由于省市行政壁垒等因素,长江流域的航道运输和经济发展不断割裂,《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的效果没有得到最大化的发挥。虽然长江沿岸部分城市建立了经济协调会制度,但多“流于形式”,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呈现“高开低走”的局面。201168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发布并明确,长江经济带应成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着力构建国土空间“三大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阶段,发展长江经济带由学术探讨层面上升到政策研究层面,突破行政壁垒成为下一步的实践方向。

三、全面推动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经济带再次被提高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高度,地域范围扩展为11个省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新港考察时提出“要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市主持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成为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和行动指南。

从此,长江经济带迈入全面发展阶段并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层面出台实施了多个政策文件。2016年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并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新发展格局。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意见。湖北省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包括2010年出台的《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2009-2020年)》、2012年出台的《湖北长江经济带“十二五”规划》、2015年出台的《关于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2017年出台的《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等;二是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长江岸线的生态环境整治全面推进,非法码头得到彻底整治,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全面实施。三是产业转型发展迅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加快建设,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2015年的42.3%提升到2020年的46.4%;四是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突破,不断推动流域共治,破解“九龙治水”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于202131日起施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流域性立法,其涉及环境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个法律领域,是一部以解决“长江病”为导向,整合多类法律资源、综合多种法律机制的新型立法,为保护母亲河构建了硬约束机制。